南洋老机工:冒着炮火 他们抢运两万多吨军火

时间:2014-03-24 09:12来源: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责任编辑:李卫昌
核心阅读:抗战爆发后,日军封锁沿海。广州失守以后,滞留在香港的2万多吨军火,必须转从滇缅公路运入。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西南运输处,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,负责把军火物资... ...
  

  抗战爆发后,日军封锁沿海。广州失守以后,滞留在香港的2万多吨军火,必须转从滇缅公路运入。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西南运输处,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,负责把军火物资从香港经新加坡移囤仰光,然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昆明。在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之际,在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,仅数月之间就有9批共3226名从南洋回国的司机和机修人员参战,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。而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名字———“南洋老机工”。 

  程龙庆:最自豪周恩来当年曾关心过他 

  今年90岁的程龙庆就是其中一位。这位1920年出生在新加坡、祖籍福建泉州的侨胞,18岁报名参加“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,第五批回到祖国。 

  近日在程老的家里,他向记者讲起了当初回国参加南洋机工的艰难岁月,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。 

  “1939年5月,我们从新加坡港出发,在香港稍事休整后搭乘原船驶向越南海防,办完入境手续就进入镇南关附近的凭祥县,驾驶着20辆汽车向重庆方向出发,途中遭遇日军飞机狂轰滥炸,最后经广西过贵阳到达重庆。”程老一口闽南音,听起来很费力,于是照顾她的阿姨主动承担了翻译工作。 

  抵达重庆后,程龙庆被分配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(今红岩村)车队。在办事处的两个多年头,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。在此期间,程龙庆3次驾车到延安。为了安全,车队每次至少有5至10辆车一起装运物资,一起出发,大部分是运送药品、汽油等急需物资,有时顺便护送地下党、民主人士、青年学生到延安。 

  滚滚延河水,巍巍宝塔山。 

  延安,这个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,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。这里到处洋溢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、为中国革命的精神。年轻的程龙庆被共产党的“延安精神”深深打动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程龙庆的心里打下了烙印。 

  而在这时,“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中的很多人都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。入党成为了南桥机工们努力工作,不畏艰险的动力。 

  “由于重庆是陪都,日军飞机常来空袭。起初,车队一听到警报,我们就把车开到郊外躲起来,后来,跑警报跑厌了,有时索性呆在屋里。” 

  程老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轰炸中,一块弹片在他左小腿上划出了一道2寸长的口子,在养伤期间受到周恩来、邓颖超的关怀。他俩经常用广东话问“小鬼,生活还好吗?习惯不习惯呐?”说到这里,程老脸上洋溢出幸福的表情。“那时,大家都很羡慕我咧!”说着他撩起裤腿,仍能隐约看见那道口子愈合的疤痕。 

  作为一个普通的机工,能受到周恩来、邓颖超的关怀,程龙庆和其他机工都备感振奋,周总理和邓妈妈身上的党性,以及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,再次感动了程龙庆,这也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。 

  1945年抗战胜利后,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,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促成下开始复员南返。本已办好南返护照的程老与妻子彭云霜却因岳母身患重病,最终选择留在中国。 

  解放后,程老在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作,当公共汽车驾驶员。他没有忘记自己入党的初衷,在平凡的岗位上,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,先人后己,勤俭朴素,积极工作,无私奉献。程老兢兢业业,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、安全行车标兵。“现在很多重庆驾驶员还是我的徒弟呢!”程老微笑着。 

  终于,程老坚定的入党决心,以及他出色的表现感动了党组织,在他60岁那年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 

  “我在60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!”程老得意地说,他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“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”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。程老告诉记者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我经历的那个时代,中共虽然经历过很多波折,但是,中共没有背弃人民,没有忘记革命,没有卸掉自己的历史使命。” 

  蒋印生:在滇缅公路开车,像闯“地雷阵” 

  “大家来自南洋各地,有工程师、教师、技术员、商店经理、医生、工人、党派领袖等,当时我们满怀爱国激情,发出‘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’的誓言,投身抗日卫国的洪流。” 

  蒋老至今记忆犹新,滇缅公路山高谷深、地势险恶,道路崎岖、险象环生。蒋印生和抗日服务团成员冒着纷飞战火,夜以继日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,被誉为“粉碎日寇封锁战略的急先锋”。 

  “当时在滇缅公路上开车,跟孤身闯‘地雷阵’没什么两样,不仅需要高超的驾车技巧,还需要一颗勇敢的心。”蒋老给记者讲起了在滇缅公路上开车的惊心动魄。 

  滇缅公路北起中国的昆明,南至缅甸的腊戍,全长1146公里。这条刚建好的公路翻越深谷,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,路面崎岖不平,且要横穿怒江、澜沧江和漾濞江的急流,地势极为险恶。在此行车要闯四道难关:一是路段险情关;二是雨水泥泞关;三是瘴疠威胁关;四是日机轰炸关。如此恶劣的行车条件,没有熟练技术的驾驶员是无法胜任的。 

  当时公路两旁都是重峦叠嶂,一会要从峰顶绕行至江边谷底,一会又要从谷底拼命爬到山顶,不停地在羊肠路上绕来绕去。公路多是削坡劈岩而成,行车时上顶蓝天白云,下踏万丈深渊,其中不少路段巨石突兀,摇摇欲坠。筑路时就有1000多位劳工丧生,英美盟军的汽车驾驶员路过险要地段,往往都是让南洋机工代替他们开车驶过,于是3年间,几百个南洋机工就这样丧生在各个危险地段。 

  可是风餐露宿,日夜兼程的南洋机工们却从不叫苦,他们把自己开的车幽默地称为“硝烟中的汽车旅馆”。 

  “我开那个车是‘道奇’,大家都叫它‘道奇旅馆’,我们不住旅馆,就在驾驶室里睡觉。各种牌子的车都有,雪佛兰、万国、吉姆卡……你开哪种车就是住哪种旅馆了。”蒋老说,当年的汽车旅馆可不比现在的房车,什么条件都没有。那个时候缺医少药,最怕的就是开车途中遭遇疾病,因为滇西至缅北一带,是世界上有名的“烟瘴之地”,毒蚊猖獗,恶疟流行,这对每位机工都构成了很大威胁。 

  “当时我和一个战友分别开车从遮放到惠通桥,半路他患了重感冒,全身打摆子,还是要开车。车子一上桥,摆子来了,发高烧。就只好停着不敢开,等他烧退了之后又一路慢慢开。” 

  除了道路险峻这关,躲避日机的轰炸才是最难的。 

  “令我印象深刻的有次和战友到广西接车,车上装的全是支援抗日前线的枪支弹药。在返回昆明,途经贵州独山时,车队遇到了日军的猛烈炮击。“快把车开进山洞去躲一下!”蒋印生和战友猛踩油门,可是偏偏这时车子却一个踉跄熄火了。 

  日军密集的炮火如冰雹一般落在车顶和周围,公路旁又是万丈深渊,急得满头大汗的蒋印生尽量保持平静,手反复转动车钥匙,试着重新发动汽车。 

  “我那时就心里默念:‘道奇,好你个家伙,你别在这时候和我闹别扭啊!’”还好车子终于发动了,蒋印生和战友把车艰难地开进了附近的山洞,才保住了整车的军需物资。 

  蒋印生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在机工队伍中广为流传的故事。 

  1941年1月23日,由南洋机工驾驶的15辆军车刚刚抵达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桥头时,日军飞机就来空袭了,守桥的宪兵们立即封锁了大桥,大家只好下车钻进路边石崖上凿好的防空洞中躲藏。 

  经过27架敌机的三批轮番轰炸,功果桥被炸断。日本广播幸灾乐祸地说:“功果桥已经被炸断,滇缅公路3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。”然而,聪明的南侨机工却从附近仓库搬运过来成百个汽油桶和木板,“大家将汽油桶用钢丝绳拴起来,加以固定,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浮桥。” 

  10个小时之后,一条用钢索扎起的长达300米的大浮桥搭好了,为防敌机再次轰炸,他们还将浮桥做成活动式的,以便隐蔽于两岸树木草丛之下。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满载军火物资的车队开过江去,保证了这条抗日大动脉的畅通无阻。 

  由于汽车日夜奔忙,损耗严重,除了运输,机工们还要担负修理被炸坏的汽车的任务。 

  而修理班的驻地,也成为日军飞机袭击的重点目标,不断遭到袭扰,损失严重。蒋印生回忆,有一次,敌机连续7天7夜轮番轰炸,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,炸死炸伤了许多人。 

  一天,鬼子飞机过来空袭,蒋印生正埋头修车,来不及隐蔽。一架敌机俯冲下来,向他扫射。蒋马上跳进水田里,浑身沾满泥浆,但总算拣了一条命。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毁了,许多汽车包括刚从香港才买来的新车,都被炸毁了,到处燃起熊熊大火……

   “当祖国危难时,作为华侨不愿意当亡国奴,中国不富强,我们海外赤子也感到抬不起头,祖国必须强大。”回忆起当时场景,蒋老激动地说。 

  抗战胜利后,幸存的2000余名南洋华侨机工,千人返回南洋、千余人留居国内。 

  1943年至1949年,蒋印生先生因运输成绩显著,被调往美国驻昆明华侨救济总署担任驾驶员,尔后,到贵阳国民党辎汽七团担任驾驶员,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西藏军区任驾驶教官,为部队培养了众多的驾驶人才,因此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一、二、三等功臣和“军区积极分子”以及“军区最高政治荣誉”称号,并获在“八一”军旗下照相的殊荣。 

  1979年7月,蒋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。 

  1979年,蒋老80高龄的老母亲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了阔别40余年的蒋印生。次年,蒋印生回到了出生地加尔各答,母亲兄弟姐妹劝他留在印度殷实的家庭,但他对母亲说,“我的根在中国,我的心在中国!” 

  林广怀:“人是不能离开车的,车就是生命!” 

  “我祖籍是福建,几个月大就跟着父亲去了马来西亚。祖父在那边开了间杂货公司。母亲生了9个孩子,我是大哥。读了小学,我13岁开始学做生意,15岁那年学会了会计。大家都说我头脑灵活,是块做生意的料。……”在巴南区第七人民医院住院部,记者见到了林广怀。眼前这个曾是“南洋机工归国服务团”第八批队长的老人,与那个在马来西亚募捐筹款、在抗日战场上驾车飞驰的热血青年,已相隔久远。 

  92岁高龄的林老提起抗战往事,言语间充满了自豪与热情。 

  1937年,林广怀18岁。日本人入侵祖国的消息让他震惊。“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,小的时候和日本人打架,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,凭什么要打我们的祖国?”不服气的林广怀立即报名参加了南洋的募捐工作。卖香烟、卖花……得来的钱全部捐给国家,并且做生意的念头在这时也淡了。 

  林老回忆说,他是1939年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队的队长。回国经集训后,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七大队华侨补充队。 

  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军用物资、枪支弹药,还包括运送士兵。奔跑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和缅甸仰光等地,任务重不说,饥寒交迫更是常事。运部队到前线,怕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扫射,晚上不敢开车灯,只能把头伸出窗外瞅着路,压着悬崖边线慢慢开,几天几夜睡不了觉。听到路边有流水声,便停下来洗洗脸再上路。那路根本就不是公路,全是黄泥。好不容易到了前线,又要马不停蹄地把伤兵往后方运。虽然在行车途中常遭敌机袭击,历尽各种艰险,但是我们心中始终坚持一个信念,抗战一天不胜利,就不返回南洋,更无颜见乡亲父老!” 

  林老端起茶杯抿了口水继续说:遍地哀鸿看得人心里难受。我个小,又瘦,在前线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,一趟趟把那些爬不上车的伤兵往车上背,子弹就在耳边飞。运伤兵是件麻烦事,伤轻的要开快点,伤重的要开慢点,很难将就。 

  “战士们死了不少,服务团的司机也死了不少。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,不知道翻了多少车,死了多少人。但是我们在回国的时候宣过誓:不当逃兵,要学岳飞,为祖国战死沙场。1945年日军打到贵州独山,我们负责运送国民党13军到独山,大炮不停打,二三百公里走了好几天,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,人是不能离开车的,车就是生命。” 

  后因滇缅公路无法通行,众多南侨机工只好在昆明待命。在失业、生活断源的困扰下,林老跟友人来到重庆,找到原西南交通运输处第三分处,运输器材,往返于昆明、贵阳、湖南等地,夜以继日地运送部队兵员到前线,而且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,错过了南返机会。 

  1945年,日军投降后,老机工被纷纷遣散,林老到各地打工,1947年,他拿着仅有的300元钱,办起了南洋汽车行,经营出租车生意,开始了他艰难的创业。解放后,林老变卖了车行的车辆,将钱全部捐了出来。 

  1951年林老被分到重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开客车,几十年来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并荣获“101公里特级驾驶员”称号。 

  林老在病床上抚摸着自己珍藏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勋章,忆及当年的点点滴滴,仿佛再次回到抗战的烽火岁月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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